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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長泛濫的理財產品即將迎來變局。消息稱，12月4日，銀監會加急下發《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向商業銀行征求意見，力求從根本上解決理財業務中銀行的“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問題，推動理財業務向資產管理業務轉型，實現理財業務的規定健康發展。
所謂的理財業務轉型，莫過于監管層對理財業務的定位——與實體經濟直接對接。為達到此目的就是去鏈條通道。銀監會將允許以理財產品的名義獨立開立資金賬戶和證券賬戶等相關賬戶，鼓勵理財產品直接投資。同時，賦予理財產品獨立性與破產隔離的法律效果。
過去，銀行理財是無法以自身名義做直接投資，而是借助信托公司、券商資管和基金子公司作為通道。無疑，這些金融中介機構扮演通道作用勢必蠶食了部分收益，從而加大理財產品的成本。由此，去通道成為降低融資成本的現實選擇。
為吸引投資者，銀行憑借信用兜底，將這些理財產品往往包裝成為所謂的預期收益產品。于是投資者購買理財產品的錢流向哪兒了已變得不是十分重要。投資者關注的是預期收益率是否就是實際收益。
而銀行之所以為默認預期收益率就是實際收益，是基于競爭下的營收考量。在信貸管制、存貸比考核壓力以及息差收窄下，銀行不得不擴大表外業務來增收。于是，商業銀行通過“借短貸長”期限錯配舉債經營的模式來急劇推高銀行表外資產。理財產品火爆順應而生。為防止客戶流失以及銀行信譽降低，不得不隱形擔保預期收益。
同時，商業銀行互相競爭，直接導致了五花八門的理財產品比拼收益率。被抬高的收益率脅迫融資資金流向更高的金融虛擬經濟等高地，而非實體經濟的洼地。可見，偏離實體經濟航線，也成了內在要求。
其實，銀行理財產品只是一通道，或者說是一種技術創新，它能夠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顯然，理財產品的資金使用效率，并未給實體經濟帶來多大作用。這背后的關鍵是體制，背后土壤是軟約束從而產生了南橘北枳的效果。
一旦理財兌付破裂，將會觸發銀行的連體責任。龐大的理財規模，可能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并產生金融風險乃至社會政治動蕩事件。基于金融風險考量，監管層雖然不斷加碼監管的力度，但效果不盡如意。
例如銀監會出臺的107號文、43號文，旨在清理規范理財產品的影子銀行業務。但理財產品依舊充斥著大量違規銷售行為。
無論是華夏銀行1.4億上海兌付違約事件，還是蘇州工商銀行理財欺詐、中信曝理財詐騙案上百人4千萬血本無歸，甚至近期的上市公司三房巷2千萬理財產品被盜，均指向理財產品的風險不容忽視。這些兌付事件，不僅干擾銀行正常經營，而且給銀行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這種軟約束使得監管變成兩難境地，監管過重不行，不監管更不行。有效的辦法，就是賦予理財產品獨立性與實行理財與銀行破產隔離。具體操作思路，通過給予理財產品一定程度上的SPV定位，鼓勵理財產品直接投資實體經濟，從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部分銀行發行數量 交行領先
監管層對理財業務的重新定位，特別是力求從根本上解決理財業務中銀行的“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問題。無疑，被強化的理財風險將倒逼投資者去審視其安全性。
投資者對于理財產品是否因風險因素而喪失信心的問題。首先，要搞清楚資金流向。而不是現行的理財產品糊涂說明書。例如，現行的理財產品說明書中，資金的需求方是哪些企業？這些企業究竟屬于那些行業？通過銷售理財產品所募集的資金到底有多少會流向貸款？均不清不楚。透明性才是影響投資者判斷是否安全的關鍵所在。
其次，新政會否導致收益率下降，而風險增大。從銀行的角度來看，失去隱形擔保，相當于失去客戶，這勢必倒逼銀行對理財產品設計合理性、安全性。在政策指引下，銀行追求利潤的動力，未必就會導致收益率下降。因此，未來理財產品將是風險與收益回歸博弈的過程，也是走向市場化的趨勢所在。
基于上述兩點考量，這將決定理財產品未來走勢。不過，無論如何，監管層對商業銀行“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的糾正，有助于重塑中國扭曲的信用體系。有利于社會融資利率下降。過去市場利率走高不僅令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從而影響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同時其對股市的引發的資金擠出效應也不言而喻。這也是最近兩年來A股持續萎靡的重要原因。從這個角度而言，理財產品新政，無疑將給A股帶來利好預期。
